woxsx@mail.com

在伦理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政策制定者们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特别是，水资源定价还会引发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如何评估叠加在水资源上的附加价值（环境、文化与美学价值）。像拥有悠久历史的恒河、尼罗河所代表的价值是难以进行量化的。即使有一天全世界范围突然集体决定提高水价，到底有多少城市或地区能够负担得起还是个未知数。要让人们为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付更多的钱，可能在相对富裕的城市还容易一些，但对像开普敦这样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城市来说，定是难上加难。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民应该是用水的主体群体，他们收入微薄，提高水价无疑会增加农村的失业率并促使农民进城，这又可能威胁到粮食安全。

网瘾戒除中心，不止中国山东有。在太平洋的那一岸，微软总部所在地西雅图雷德蒙德，也有一片隔绝网络的禁地。但没有强制而来，没有煞气腾腾的杨永信，更没有电击疗法。在气候宜人的雷德蒙德郊区，一栋木屋别墅，和同样网瘾难抑的人共同生活45天-90天。有专门的理疗师，有专门的健身教练，但饭要自己做，卫生要每天打扫，没有WiFi，允许带一个功能机，如果忍不住要查收邮件——就去“图书馆”。

还有更多人是“以毒攻毒”，但非长久之计。20岁的大学生Christian，得了创伤性脑损伤 (TBI) 之后，一直靠大麻和游戏来“疗伤”。28岁的Seth，开车发生严重的事故，兄弟受了重伤，于是游戏成了他逃避现实世界的方法——全部的方法。类似这样的“患者”，这个网瘾治疗中心，前前后后已经接待了200多人。

然而由于美国蓄意阻拦他的连任认命，9月30日后他亦无法留在WTO工作。目前，上诉机构仅剩下3位法官，而3人也是上诉机构能够运作的最基本要求。在这份《2018年争端解决机制年度报告》中，在陈述了上述在无法开启遴选程序的种种挫败后，该报告言简意赅地写道，“目前，上诉机构由以下成员组成：巴提亚来自印度、格拉汉姆来自美国和赵宏来自中国。”

中国城市亦开始探索加入“50公里俱乐部”。深圳编制的最新一份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以50公里为半径，打造都市圈轨道交通网；北京、上海等城市能否将都市圈半径拓宽到50公里的话题，也被纳入讨论。将视角落在中国西部，实际管理人口已超2000万人的成都，也在两年前开始谋划“东进”——跨过龙泉山向东发展，推动城市格局从“两山夹一城”的逼仄到“一山连两翼”的开阔。这实质上是成都“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上述城市一样，其逻辑起点，也是优化重构城市空间和功能布局。

比如，收入突破6万亿元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去年收入增速仅1.3%，增幅比上年回落7.8个百分点，其中工业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收入下降6%。这主要受降低增值税税率和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受个人所得税减税影响，去年个税收入更是同比下滑25.1%。